胡希恕,1898年生于沈阳,清末太医之学生王祥征的弟子。1936年悬壶于京城,1952年约陈慎吾、谢海洲共同开设私立中医学校,1958年调入北京中医学院,1984年病逝,享年86岁。胡先生行 胡希恕的经典时方(0篇) 胡希恕的医案(10篇)
胡希恕,1898年生于沈阳,清末太医之学生王祥征的弟子。1936年悬壶于京城,1952年约陈慎吾、谢海洲共同开设私立中医学校,1958年调入北京中医学院,1984年病逝,享年86岁。胡先生行医50余载,早年即以“经方派”著称。20世纪60年代初,其“《伤寒论》的六经论治与八纲的关系”的报告,《人民日报》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是解决“历代医学家缺乏论述的难题”;20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中医界称赞胡老是“中国有独特理论体系,著名的《伤寒论》研究者、经方家”。
中国现代杰出的经方家、中医临床家、师承教育家,率先提出了《伤寒论》的六经来自八纲,明确了经方治病是根据症状反应,先辨六经,继辨方证,求得方证对应治愈疾病;经方医学是不同于《内经》的医学理论体系。
胡希恕先生作为临床效果卓著的经方大家,被中医名家刘渡舟高度评价:“每当在病房会诊,群贤齐集,高手如云,惟先生能独排众议,不但辨证准确无误,而且立方遣药,虽寥寥几味,看之无奇,但效果非凡,常出人意外,此得力于仲景之学也。”胡希恕先生曾经担任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教授,其“六经-八纲-方证”的辨证体系疗效卓著。作为“谨守病机派”代表的胡希恕先生,与“脏腑经络派”代表的刘渡舟先生、“方证药证派”代表的叶橘泉先生,被誉为中国现代伤寒学术史上的三座高峰。
胡先生毕生致力于《伤寒论》的研究,提出如下独特的见解:
其一,胡先生认为《伤寒论》取法于《伊尹汤液经》,为最古三大流派(神农本草、黄帝针灸、素女脉诀)的神农本草派
其根据为:晋代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称“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经》以为汤液”;宋刻《伤寒论》序也有“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的记载;从药物理论来看,更能看出《伤寒论》和《神农本草经》本一脉相承。胡老指出,研究伤寒应重视它与《黄帝内经》体系有别。
其二,胡先生指出《伤寒论》于三阳篇,先太阳、次阳明、而后少阳,于三阴篇,也是先太阴、次少阴、而后厥阴,均把半表半里置于最末,这是论述上的需要或安排,但并不代表传变次序如此,临证也绝无阳明再传少阳,尤其传变又复回太阳之证。他强调厥阴不是伤寒的最后阶段,只是重要的转归或枢纽。
其三,胡先生提出《伤寒论》的六经辨证不是脏腑经络辨证,而是八纲辨证。
胡老认为,由于虚、实、寒、热从属于阴阳,故无论病位在表、在里以及在半表半里,均当有阴阳两类不同为证的反应,这样三而二为之六,即病见之于证的六种基本类型,所谓六经病(证)是也。太阳少阴为表,阳明太阴为里,少阳厥阴为半表半里。太阳为表之阳,少阴为表之阴;阳明为里之阳,太阴为里之阴;少阳为半表半里之阳,厥阴为半表半里之阴。胡先生的辨证体系框架
辨六经,析八纲,再辨证,后选方,此即胡先生的辨证体系框架。六经和八纲虽然是辨证的基础,并于此基础上即可制定施治的准则,不过,若说临床实际应用,这还是远远不够的。临证有无疗效,决定于方证对应与否。执一法,不如守一方,这是充分认识到《伤寒论》的方证辨证重要性的概括。方证是《伤寒论》的精华,《伤寒论》中有以方名证的范例,如第34、101条“桂枝证”、“柴胡证”等。
从仲景六经病中同一经下的不同方证也可证明:方证较之证型更为直接、更为深入,且具有定性、定量的性质。如太阳病,即使得知是风寒、风热,也要看患者所表现的症状,不论是风寒或风热,都可能在人体产生或热或寒,或虚或实,或表或里的症状,分析症状所应归属的方证,才能明确当用方药。若发热、汗出、恶风、脉缓,则宜用桂枝汤;若无汗身体疼痛,脉紧而喘者,则宜用麻黄汤。这些方剂,虽都属太阳病的发汗剂,但各有其固定的适应证,若用得不恰当,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六经之分,只概括了为病的表里(含半表半里在内)阴阳,当然还须进行寒热虚实的分析,则六经八纲俱无隐情。八纲虽为辨证的基础,但辨证宜从六经始,《伤寒论》以六经分篇就是这个道理。六经辨证不只限于伤寒,乃是辨万病之总纲,而脏腑辨证、三焦辨证、气血津液辨证、卫气营血辨证只不过是六经辨证的扩展与延伸。不论是脏腑辨证、经络辨证,还是六经、八纲辨证,最终都要落实在方证上。因此胡先生认为方证辨证是六经、八纲辨证的继续,更是辨证的尖端,值得我们进一步挖掘与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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