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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景河

  陈景河,男,1917年出生,曾任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医院院长、名誉院长;黑龙江省中医药学会顾问;齐齐哈尔市中医药学会理事长;齐齐哈尔市医药工作组副组长;市卫生工作者协会副 陈景河的经典时方(1篇)

  陈景河,男,1917年出生,曾任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医院院长、名誉院长;黑龙江省中医药学会顾问;齐齐哈尔市中医药学会理事长;齐齐哈尔市医药工作组副组长;市卫生工作者协会副主任;政协齐齐哈尔市委员会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九三学社黑龙江省副主委、顾问;九三学社齐齐哈尔市主任委员,名誉主委;黑龙江省5、6、7届人大代表;齐齐哈尔市2——9届人大代表及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老年学会中医研究委员会委员。曾荣获全国卫生先进工作者及省、市卫生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部分学术经验被上海黄文东主编的《著名中医学家学术经验》一书收录,并在央视中华医苑栏目介绍。

下面内容是陈景河先生长女陈素云大夫写的,里面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摘录如下:

  一、博极医源、精勤不倦的学医成才之路

  1.为济世活人立志学医
1917年农历十月初四,吾父生于齐齐哈尔市一个普通的市民家庭。幼年就读私塾,熟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启蒙教育书籍,继读“四书五经”​,旁览儒道杂家著作,丰富知识。1932年,因家境贫困辍学,到天和鸿商店药品部当学徒,此时对医学开始有所认识,并为学医奠定了基础。当时认为良医能济世活人,受人尊重,是一种高尚的职业,但庸医亦能杀人,误人性命,贻害不浅。学不学医在脑海中尚举棋不定之际,祖父挚友凌某给予点拨,他讲医乃仁术,上可疗君亲之疾,下可救贫贱之厄,中可保身长全,以养其身,利国利民,父亲受解惑破迷而识途,下定决心,为济世活人,离开商海,拜于当地名医其岳父贺绍武门下。

  2.为精究方术奋发苦读
贺绍武为当地知名中医,医儒学识兼优,擅长内、外、妇、儿各科,治学严谨,诲人不倦,吾父在其指导下,系统学习了中医的各门知识,包括《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药物学、方剂学、脉学以及《医宗金鉴》之内、外、妇、儿、针灸、眼科、骨科等,还博览了各家名著。他谆谆教导吾父读书要取其长处,化为己有,于不明白处必须苦读、读懂、读通,书读千遍,其义自见,方能达到医理贯通,日后临床,运用化裁,方能自如,少有贻误,才能受到医家患家爱戴。在这种亲切的教导启示下,父亲发奋学习,刻苦读书,朝夕披览,力学强记,对每部医书都孜孜研求,锲而不舍,从而打下了深厚的医学理论基础。这种不懈的学习精神吾父坚持至今,从我们儿时记事起,凡父亲在家得空时总是手不离卷,像唱诗班一样地诵读中医书籍,我们兄妹热爱学习的习惯与父亲的言传身教是密不可分的。在后一年学习中,父亲经常随师应诊,对病证诊断与理法方药运用的恰当与否,得到其师的指点,并深受业师嘉许,直至1938年学习期满。

  3.为提高技艺博采众长
经过5年的学习,有了一定的医学本领,吾父遂独立行医于嫩水之滨的朱家坎。为了济世活人,对每个求医者都尽心竭力地诊治,一时间患者不少,疗效也不错。如一老年眩晕患者,60岁,病10余年,久治不愈,头晕发作时伴恶心呕吐,不敢睁眼,时好时犯,经服药3剂即告治愈,随访2年未再复发,为父亲当好医生增强了信心。但亦有些难治之病,疗效不佳,乃因经验不足所致。于是,拜能者为师,当时,与吾父在同一家药店行医有一位沈阳来的名老中医王文友,医术高明,吾父虚心向其求教,并拜其为师,从学三载,得其教诲与指点,受益匪浅。至今,我父对一些疾病的辨证治疗都有王师的经验在其中,不仅在临床经验方面得以丰富和提高,特别是在治学方法上受其教诲得到很大的进步。如书贵多读博览,取其精华,归己所用;温故知新,开拓创新;业精于勤而荒于嬉等,父亲这些良好的治学和敬业精神,就是年轻时期在业师指导下形成的,并且始终坚持不渝。此期,父亲不但复习了过去所读之书,而且广收博览古今医家著作及医案、医话等,李东垣的《脾胃论》​、王清任的《医林改错》​、张锡纯的《医学衷中参西录》及叶天士、吴又可的温病学说等等为吾父所赏识,积极钻研,如入医海取宝,熟读熟记,他们的学术思想和医疗经验对吾父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有些难治之证如肠系膜结核引起的久泻,肝气犯胃所致的顽固性失眠等,分别用李氏升阳益胃汤和调中益气汤加减治愈。父亲的体会是书不熟读不能见真精神,书读的不多不能医理贯通。采众家之长,为我所用,加上父亲对每个疾病的认真钻研,临床疗效大大提高。1941年迁至龙江县东大兴屯行医,深受欢迎,名噪一方,很多疑难杂证得以治愈。如一骨结核穿孔患者,流脓水(中医称漏疮)已7年,几经医治不效,父用阳和汤内服,局部下药捻,以蜈蚣、全蝎等配之药面,半年后治愈。又如,一新产妇,3日腰痛不能动,并腰以下不用,其脉浮大,舌苔边白中心黄,辨为新产血虚汗出,风邪侵袭下焦,恶露不下所致,应从风治,当以汗法,唯恐解表而津伤,拟从血活风自散法,投以生化汤,1剂恶露已下,痛已大减,2剂而痊愈。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父亲的医学理论与实践经验有了很大的飞跃,其进步有如六翮生成,扶摇直上之感。

  4.为成良才入学深造
通过跟师学习,向书本学习,在实践中学习,父亲具备了扎实的中医理论基础知识和临床技能。1941年,伪满洲国施行汉医考试,黑龙江省中医药讲习所招生,父亲遂报名参加学习深造。授课业师皆为该省中西医名流,讲授中西医全部课程。此间,父亲不但再次系统地学习了中医知识,而且系统地学习了西医知识,不仅中医知识得以巩固,并对西医学识有了初步认识,收获甚丰,毕业考试名列第三。毕业后,届期参加伪满洲国举行的汉医考试,考区地点在哈尔滨北新学校。本次考试分两步进行,第一步考试是笔答,合格后方可参加第二步考试,即面试口答及临证、认药等。全伪满洲国参加应试考生计2372人,仅考取155人,哈尔滨考区600余名考生,只考上29人,其中黑龙江省只考上父亲与讷河县张松岩、左嗣荣3人。全部考试合格者,由汉医考试委员会委员长植村秀一发给及格证书,用及格证书换发民生部的汉医认许证,从此,父亲成为正式的中医师。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父亲8年的苦学,结出丰硕的成果,高兴的心情不言而喻。母亲常和我们回忆说,这以前我们有两个哥哥都先后患病高烧,于父亲外出学习时不治死去;父亲考中归来时,恰逢仅剩一个女儿又在高烧,与两个哥哥患同样病,母亲心急如焚,恐再死去,不料,父亲3剂药治愈,得到外祖父夸奖,母亲也为之十分高兴。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家从农村搬到了齐齐哈尔市城里。父亲在锦和昌药店坐堂行医,有机会结识当时齐齐哈尔市的名老中医,如韩星楼、王丽峰、张泽普、陶菊村等,父亲视他们为师,虚心向他们学习请教,他们视父亲为友,常在一起切磋医术,交流经验,特别是对疑难杂病的治疗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使父亲的医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1948年、1954年,齐齐哈尔市分别组织了全体中医业余学习班和西医半脱产中医学习班(2年半),父亲光荣地承担了讲课任务,并深得中、西医学员的一致好评和极高的赞誉,西学中班毕业时,父亲还受到黑龙江省西学中大会奖励并发给了奖状,在同年被任命为齐齐哈尔市卫生工作者协会副主任。教学相长,温故知新。通过教学,父亲的理论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对很多问题有了新的见解和认识,深刻地体验到医书越熟,见解越高,越能触类旁通,大有巧思绝伦、如出于座右之感。1958年,中央卫生部举办“中医教学研究班”​,在全国进行中医考试招生,父亲被录取前去北京中医学院学习深造。学习期间,幸遇京都名医,受益良多。继后,又在内经教研室进修3个月,结识了著名医家任应秋、余无言等,并深得其教诲。经过此番学习,父亲对中医体系的科学性、系统性、实践性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唯在这时,父亲的中医学术水平达到了精深的造诣,无论临床还是教学都得到了省、市及同行的高度评价。

  二、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

  1.不忽于细,必谨于微

  父亲的座右铭是“良相治国安邦,良医济世活人”​。为真正成为济世活人的良医,父亲时时以此鞭策自己,经常反思自己所治疗的每一个成功和不效的病例,总结教训,以求更大的进步。如父亲早年治一阳痿病人,其人自述有手淫习惯,初诊时其脉象沉细,辨为肾虚伤精,经云“精不足者,补之以味”​,故治以补肾敛精之法,兼以食饵疗法补之。服药多日不效,后细细审之发现脉虽沉细却还有力,悟出虚中夹实,相火妄动,乃因热而痿,遂拟以滋阴清热之法,以知柏地黄汤加肉桂治之而效,后再补肾,果以此法治愈。又如父亲上世纪40年代时治疗一痨病(结核重证)患者,视其虚弱太甚,当以补法,用了人参,用药后不多天,即面现潮红,虚热益甚,后找出教训,痨病多阴虚,补阳药应慎用,而以益气养阴、补土生金之法获救。父亲由此总结出:不忽于细,必谨于微,方不失为良医。为良相难,为良医亦难。医者,必须有仁心、仁术,才不愧称为良医,为患家所爱戴,否则,有再高明的医术,没有高尚的医德,亦不能称为良医。

  2.胆大心细,治病救人

  在70年的医海生涯中,经父亲治愈的病人不计其数,既有官宦豪门、领导阶层,亦有平民百姓、劳苦大众,有一般的头痛脑热,也有很多的疑难重证,无论是何人何病,父亲都给予了耐心、认真地诊治,特别是对于疑难重证,别处久治不愈的病证,父亲总是认真地钻研,详细地询问病情,查阅书籍,想方设法为其治愈。如上世纪50年代初,某部队一战士,因癫痫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从部队转业,心情十分不好,无奈之下,经人介绍找到父亲请求治疗,父亲一边劝慰他解除心理压力,一边给予积极治疗,医患紧密配合,经过1年多的坚持服药,终于将其多年癫痫病治愈,几十年未再复发。病人非常感激父亲,竟以兄长相称。又如,1996年末,一家长背来一男孩,14岁,因服激素病孩很胖,但无力走路,头部疼痛剧烈,连及颈项脊柱骨疼痛,不能前俯后仰,活动十分困难,而且视力很差。经询问,病已半年有余,曾在几家医院就诊和住院治疗不效,后在北京天坛医院住院,经磁共振和诱发电位等检查及4位著名神经内科专家会诊,诊断为脱髓鞘病,除用激素治疗外,别无他法,每逢感冒后,病情加重,头项强痛且复视,左右眼视力分别为0.3和0.125,左右下肢的肌力分别为IV级和I级,病孩及其家属十分焦急和痛苦。脱髓鞘病有很多表现,有些可治好,恢复正常,有些不及时治疗,可导致失明和瘫痪,此病儿是视神经炎和脊髓神经炎的综合表现,父亲详细检诊后,认为此病儿是可以治好的,给孩子和家长增强了信心,但须将激素逐渐停下,坚持中医治疗,遂根据中医肾主骨生髓通于脑的理论,辨其为肾虚髓海不足所致之脑转、耳鸣、胫酸眩冒、目不明,给予补肾生髓佐以理气活血通络法治之,根据病情的各种变化,辨证加减用药,未停完激素时重在养阴,停完激素以后则重在补气壮阳,同时,重用大量活血化瘀及虫类药物,治疗3个多月,激素停下,诸症好转,但因感冒病情复发,又治疗半年多,到1997年11月,能自行走路,并提十几斤重物上7楼,一切症状消失,视力一眼恢复到1.5,另一眼为1.2,再到天坛医院复查脑磁共振等均无异常,又巩固善后治疗月余,总计治疗约1年而告痊愈。病儿及其家属感激不尽。父亲治病用药的特点是胆大心细,辨证准确,主药功专量大,处方配伍精良,疗效确切。凡跟父亲一起学习、工作过的学生、医生都有同感,作为女儿并且学习中医的我更有同感。上世纪60年代,我正在黑龙江中医学院(现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学习中医,恰逢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每年下乡劳动两次,那时我患有风湿性结节性红斑,病情不甚严重。1962年6月,我校前往大顶山农场劳动,分配我在福利组,为大家保证后勤,解决吃饭的问题,需要每天早起,到松花江里去摸鱼和蛤蜊。由于水凉且在水中停留时间长,劳动结束后,我的结节性红斑复发非常严重,各关节红肿热痛,伴发大小不等的红而硬痛的结节,双下肢肿得发亮,膝关节不能弯曲,走路、上下楼、去厕所等都十分困难,曾在黑龙江中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治疗,因服用阿司匹林而呕吐严重不能进食,只好出院,改服中药。当时,黑龙江中医学院有许多父亲的同仁或朋友,对我的病都很关心,给我细心诊治,根据我患病的表现,诸多老师都按风湿热给我辨证,服用的主要是清热利湿的药物,服药后一般很快消肿,但却觉得关节之间有种摩擦样的疼痛更是难忍,红斑新旧交替不断出现,经多方治疗月余不效,带着沉重的病躯,乘火车每小时服一片安乃近止痛回到家里。父母见到我很心疼,父亲很快给我开了中药治疗。开始服药时的反应与在学校吃中药的感觉一样,我向父亲说明情况后,父亲思考了一会儿,决定换处方。我清楚地记得父亲说,用《金匮要略》中的桂枝芍药知母汤和乌头汤加减,重用乌头、附子。换药后,服过第一次药反应大不相同,有种昏昏欲睡的感觉,睡醒后,周身轻松,疼痛大减,继续服药,我的病情迅速好转,仅服9剂药,肿痛皆消,唯有些陈旧红斑未消退,因开学在即,父亲为我配丸药一料,带回学校继续服用,以善其后。从此以后,我的结节性红斑及关节炎再未复发,想当初母亲曾为我的病愁得够呛,不曾想竟被父亲几剂药治好,全家人都有种拨开乌云见晴天的感觉,我的心情更是豁然开朗。我当了医生以后,逐渐体会到父亲治疗成功的关键在于求其本,湿热乃为病之标,寒湿才为病之本,清利湿热虽能消肿,但未解决寒湿所致的气血瘀滞问题,乌头、附子均为大辛大热之品,散寒止痛疗效甚佳,因其有毒副作用,有些医生不敢重用,而我父贵在胆大心细敢用药,所以收到了他人收不到的效果,正所谓艺高人胆大,但这种胆大并非盲目用药,而是来自科学的辨证以及丰富的临床经验,这亦正是父亲几十年勤奋读书、精心实践的结果。父亲治疗疑难杂证效果十分显著,这与他老人家认证准、敢用药密切相关,如父亲治头痛,川芎可用到35~40g,治疗尿道炎萹蓄可用到50g,治疗崩漏生椿根皮可用到60g,治疗结核病猫爪草可用到100g等等。古人云:用药如用兵。父亲治病细心,辨证准确,纯熟药性,善于用药。虚邪之体,攻不可过,实邪之伤,攻不手软,善于以草木之偏性,攻脏腑之偏胜,知己知彼,多方以治之,因此,每每都收到满意疗效。

  3.积极开拓,发展中医

  1948年末,我父辞去锦和昌坐堂行医之职,自己开设明明药局独立行医,父亲在内、外、妇、儿各科都能诊治,而且精通药物,无论饮片还是丸散膏丹,都可自行炮制加工,当时在中医界也有一定名气和影响,特别是其良好的医德医风颇受患者的信任与敬重,因此,来求诊治的病人络绎不绝,药局的生意很是红火。我们几个年纪稍长的兄妹在这时期多少都曾受10到些中医药的熏染,但很遗憾没能全部继承父亲的经验。1952年,政府号召中医联合,父亲首先响应,主动组织几名中医,以我家的药局为基础稍加扩建,组建了齐齐哈尔第一中医联合诊所,于当年5月正式应诊,父亲担任所长,明明药局的一切都是我家的私有财产,全部无偿奉献给了集体。为了发展中医,父亲带领诊所同仁于同年7月开展了汤剂饮片之剂型改革,首先制成中药水剂应用,方便了患者,提高了疗效,很受欢迎,为开拓中医药剂型改革的研究工作,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但后因各地都搞,良莠不齐,卫生部为避免出问题而通令禁止,改革中断。953年,我父又组建了齐齐哈尔市联合中医院并任院长,进一步推动齐齐哈尔市中医走向联合。当时齐齐哈尔市先后组建了12个联合诊所,形势大好,父亲不但负责医院的领导工作,而且还经常参加西医院的邀请会诊,工作非常繁忙,父亲认为会诊是良好的学习机会,促进了现代医学知识的日渐提高。1956年,市里指示联合中医院归并于市中医院,父亲曾先后担任门诊部及病房主任、技术院长和院长等职。此期间,因有病房查房,有机会密切观察病人,又有西医配合,使中医院的工作进入了新阶段,临床也积累了更多的经验。学然后而知不足。通过学习和临床实践,父亲进一步认识到了中、西医各有所长也各有不足,应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因此,父亲积极组织全院的西医学习中医,中医学习现代医学知识,为中医院开展中西医结合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以至于1972年齐齐哈尔市第三医院即中医院被评为全国22个典型之一,得到周总理的赞誉并提出齐齐哈尔市第三医院的经验可以提倡。1964年,为了发展中医工作,齐齐哈尔市成立了中医学会,父亲被选为副理事长,后又任理事长直至退休,积极组织全市中医药人员开展各种学术活动,互相交流经验,以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和学术水平的提高,但在“文革”期间被迫中断。​“文革”后,父亲担任了中医院院长,全面负责中医院的医疗、教学及科研工作,身先士卒,带领全院医务人员为弘扬中医药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尤其是运用现代的科研手段如血液流变仪、微循环诊断仪等,结合临床开展了中风预报和防治研究工作,研制了中风防治片,取得了很好的疗效,经随机抽样530例调查统计,与对照组比较,服药组无一例发生中风,而未服药组20例发生中风,两组差异非常显著(P<0.01)。经药理实验研究证实,中风防治片可以改善微循环,改善血液的浓、黏、聚、集即血液的高黏状态,改善缺血,因此,可以较好地防治中风。此外,还积极开展了对人民健康危害极大的肝炎、肾炎的中医药治疗研究,所总结的清利湿热、蠲除肝家病毒、护肝健脾法治疗肝炎及顾肾阳、利水气、通血脉、保元泄水毒法治疗肾炎均取得了很好的疗效;而且对肝炎的治疗还输入了计算机,建立了陈景河治疗肝炎的专家系统;对一些常见病如头痛、胃痛、眩晕及老年病等都进行了大量的观察和总结,其治疗经验均被载入《著名中医学家的学术经验》的各辑中;并且对疑难杂证如白血病、发作性睡病、肝豆状核变性及脂膜炎等疾病的中医辨证治疗作了认真的观察和研究,运用清热解毒、育阴扶阳、活血化瘀法治疗白血病收效甚佳,延长了生存率,提高了生存质量,其中一例临床治愈;运用活血化瘀、清利湿热法治愈发作性睡病的经验已于1984年由《中医杂志(英文版)》发表介绍到国外;肝豆状核变性、脂膜炎等病的治疗经验均已形成论文发表。父亲不仅本人亲自从事医、教、研工作,而且带领全院医务人员积极开展科研工作,提高和发展中医,并取得了很多的科研成果。

  4.呕心沥血,培养人才

  父亲做事向来认真、一丝不苟,从不敷衍塞责。为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和提高,为了培养优秀的中医药人才,父亲的工作真可谓呕心沥血。这些,我们家人体会得特别深刻。记得1948年,齐齐哈尔市组织全体中医业务学习班,以提高学术水平,父亲担任讲课任务。那时,白天工作,夜晚讲课,回家时通常都是深夜,没有车,全是步行,可以想象是很辛苦的。我家当时生活并不富裕,父亲上有老下有小,没有条件加强营养,更没有充足的休息,所以,学习班结束之后父亲便病倒了。咳嗽,先是痰中带血,继后是大口大口地咯血,有时一会儿便咯一痰缸新鲜血,同时还伴有发烧、胸痛、盗汗、消瘦,已经不能起床,稍有活动父亲就心悸得厉害,母亲和我们大点儿的孩子轮流看护父亲,全家人都很害怕。在病情垂危之际,齐齐哈尔市的中医同仁请来了一位侨本大夫,经其认真检查,给父亲诊断为肺结核空洞咯血伴发结核性胸膜炎,从胸腔里抽出了近一脸盆的胸水,并注射了药物,父亲的病情才得以缓解,感谢链霉素的问世,更感谢齐齐哈尔市的中医同仁,为父亲治病捐献了金钱和爱心,使我家在极端困难的时期,有了给父亲医病的能力,直至将父亲的病医好。大约1年的时间,父亲的病才完全治愈。那时家里已一贫如洗,甚至过年都不能买上1斤肉包点儿饺子,母亲精打细算,省下所有的钱来给父亲治病,我们平时都是喝玉米糊糊填饱肚子,偶尔母亲得空儿才能给我们做一次玉米面疙瘩汤吃,香得我们终生都不忘。联合中医院成立以后,很多名老中医聚集于此,有内、外、妇、儿、针灸、骨科等各科的专家,有的年事已高,继承这些老专家的特长是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于是,父亲又组织了中医院的师带徒工作,并且带头培养年轻人,实践证明,这批老专家培养的继承人后来都成了中医药事业的骨干力量。师带徒是培养人才的一种方式,但培养的数量有限,为了更多地培养中医人才,父亲在院党委的领导下,又在徒弟班的基础上办起了中医学校,组织资深的名老中医为其授课,自己也亲自参加讲课。父亲是一院之长,不仅要出门诊,病房查房,院外会诊及在特诊室诊病,还要讲课,筹划院内的各种大小事情,不管是冬夏酷暑和严寒,不分年节,更不分星期礼拜,每天都是早出晚归,年年月月,岁岁年年。没有自行车时,是步行上班,有了自行车以后,骑车上班,我家离医院很远,骑车都要半小时以上,父亲几十年如一日,一直坚持到古稀之年,尽管院领导多次动员他乘院派车上下班,但父亲不答应,时刻想着为医院节约每一分钱,真是克勤克俭,兢兢业业,爱医院胜过爱自己的家。父亲任院长几十年,从未借职务之便,为自己开一点儿方便之门,实可谓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我们的母亲非常能干,一人承担全部的家务,上要照顾婆母,下要照顾孩子,累极了也会跟父亲生气,但是逐渐地对父亲也能理解和支持,特别是父亲病刚好的那几年,虽然家里生活困难,也还要想方设法给父亲和奶奶做些好吃的来加强营养,所以父亲能成为名医、名人,也有母亲的功劳。在古稀之年,父亲又被指定为全国500名继承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指导老师和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的兼职教授,继续为培养中医药人才作了不懈的努力。父亲培养学生一向要求严格,从基本功抓起,经常强调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无论写字、处方、诊病还是做任何事情都要认认真真,一丝不苟,不管哪个学生或是我们兄妹哪个人,办事不认真都要受到批评或教育,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无论要做成哪一件事情,没有认真的精神是做不成的,父亲一辈子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所以,也把这种精神传给了自己的学生和儿女。名师出高徒,如今,父亲的许多学生都已成为主任医师或教授,有的已走上领导岗位,每当学生逢年过节前来看望含辛茹苦培养自己的老师的时候,父亲都会感到由衷地高兴和无比的欣慰,这些正是父亲一生辛勤耕耘的结果。

  三、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与人为善的道德风范

  1.见贤思齐、谦让礼仪的人文修养父亲幼年的启蒙教育读的是《三字经》​、​《千字文》​,继读的是“四书五经”等,接受的是儒家教育,在父亲的脑海深处保留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人文精神的精华,诸如以民为本、仁爱、信义、平衡和谐、见贤思齐、自省、修身、谦让礼仪等,父亲学的是这些,而且日常生活和为人处世也是用这些理论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乃至教育子女和治理我们的小家。如我们小的时候,父母亲都给我们讲过孔融四岁能让梨、香九龄能温席以及孟母择邻的故事,教育我们要懂得孝敬父母和长辈,从小就好好学习;当兄弟姐妹之间吵架时,父母教育我们兄宽弟忍、兄友弟恭,互相谦让,大有大样小有小样;平时,我们无论哪个人不节俭买了不该买的东西时,父亲都规劝我们要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父亲经常教育我们要懂得礼义廉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之所欲,应施于人,父亲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凡街坊邻里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助时,父母亲都是有求必应,无论什么人来找看病,从不耽搁,有时正在吃饭,通常是放下饭碗就走,宁可回来再吃,决不误了病人的病情。从父亲的一言一行中,处处都能体现出急病人之所急、想病人之所想的高尚医德。父亲还经常教育我们言必信、行必果,说到做到,不能做到的事不要说大话,能做的事即刻去办,不要拖拖拉拉,培养我们从小就养成实事求是、做事勤快利落的作风。三人行必有我师,父亲还经常以此来告诫我们平时要虚心向周围的人学习,有了缺点和不足要虚心改正。记得小时候,我家墙上挂着一副四联字画,讲的就是有过必改、再事可以的故事,父亲用此画既教我们识字,又教我们做人。所以,在我们幼小时就已懂得了书香门第、忠厚传家、父慈子孝、谦恭礼让、与人为善、为人正派及家和万事兴等的含义,父亲的这些道德修养也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们的家风和我们兄弟姐妹的为人,令我们高兴的是我家中的兄妹如今有大学教授、中学校长及部门的骨干力量,这与父母亲的良好教育是密不可分的。

  2.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人格气节1966年,晴天霹雳,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父亲先是以反动学术权威被揪斗,后又被诬以“中医霸王”的称号,打入牛棚,隔离反省,游街示众,夺去了为病人看病的权利,而改行打扫厕所,有很多病人对父亲表示关心,亲切地叫着老院长,悄悄地走到身边问候,以示医患的情义不忘,这时父亲告诉他们远离自己,免得受牵连。父亲打扫厕所非常认真,厕所保持干干净净,每天若仅打扫厕所倒也清静,但并非如此,而要经常受敦促写检讨,父亲把几十年走过的路再三回忆,觉得没做过什么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的事情,所以不管他怎样交代,都过不了关。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父亲又被诬陷为“05”特务案件的一员,一罪未了又加一罪,不仅要深挖三尺,还要你坦白交代,父亲回忆说,造反派给你反复播放某人的坦白录音带,逼你说出自己是特务,你不交代,就不停地揪斗。父亲素来身体瘦弱,不仅患过结核性大咯血,而且患有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平时为了工作从不休息,胃痛甚了,自己吃点儿药还要坚持上班,只有母亲照顾他,做些软的好消化的饭菜来加强营养。自从父亲被隔离后,我家每人每月只发给15元生活费,九口人过着极艰苦的生活,还要拉饥荒借债,那时候,尽管我们生活不好,还能吃点儿菜,可是,我父亲就是窝窝头咸菜。但无论怎样逼供,父亲决不承认自己是特务,也不冤枉陷害无辜的人,父亲一向为人都是宁叫一人单,不叫二人寒,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陷害无辜,天理难容,既然已经受苦,索性就受着吧,决不能做那种伤天害理的事情,相信党一定能澄清事实,这样一直坚持到“文革”后期才被释放回家。父亲回忆说,挨斗难耐之时,也曾想过一死了之算了,可又一想,家中上有老母,下有7个未成年的孩子,不忍心将这繁重的负担扔给多年来一直患难与共的糟糠之妻,再说,含冤而死自己的冤枉也就无法说清了,实践证明父亲所坚持的一切都是对的,这也是父亲刚正不阿的人格气节的体现。

  3.以仁感人、与人为善、甘于奉献的精神1976年,​“四人帮”垮台了。一切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昭雪,加在我父亲头上的一切不实之词都被清除,也还给了我父亲本来清白的面目。党组织对我父亲给予极大的关心和信任,恢复了父亲原来副院长的职务。1982年他又被任命为齐齐哈尔市中医院院长,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因年事已高,则被任命为名誉院长。同时父亲还担任过多种社会职务,如齐齐哈尔市第八、九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齐齐哈尔市政协第四、五、六届副主席,中共齐齐哈尔市第六、七、八届党代会代表及齐齐哈尔市第二至第九届人大代表和九三学社第七、八届中央委员等等。父亲复出后,​“文革”中揪斗父亲的人见了父亲很愧疚,有些人生病了找父亲看病,有些事情还要找父亲批示,父亲从来不借机报复,不计前嫌,还像“文革”前一样对待那些人,事情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父亲认为这些人也是受害者,是“四人帮”路线的牺牲品。父亲的宽宏大度、豁达乐观、虚怀若谷的精神得到全院同志的一致拥戴,并多次受到省、市各种嘉奖和鼓励。同时,对自己的健康也十分有益,身体较“文革”关押时好多了,​“文革”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仍继续骑自行车上班,仍然是早出晚归。至今,父亲已是90岁的高龄,仍坚持每周出4个上午的门诊,回到家中,还要看书写东西,可谓青衿之岁,高尚兹典,白首之年,未尝释卷,把自己一生的光和热无怨无悔地奉献给了党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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